转帖:中日大决战－－艰难岁月3
吴桐 于2005-11-07 22:07:08发表于长城小站　　　　　　　　　　　　　　7

　　1940年秋季。

　　随着近卫文（上麻下吕）第二次上台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和杉山元转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日本与德、意的轴心同盟更加紧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

　　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终于沾上了边，挂上了号。此一变化，对孤军奋战的中国或许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决定，公开宣称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

　　9月6日，蒋介石借正式明令重庆为抗战首都之事，向国内外庄严宣言，困难再大也将毫不动摇地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条件，中国也断然拒绝，日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开始态度明朗起来。10月8日，邱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元； 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由于公开倒向美、英阵营，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呷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的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则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第48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中国方面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路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 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中国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第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一个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这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从此，在我方占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在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正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8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中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在了丛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0”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

　　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

　　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

　　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9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

　　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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