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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虎关”辨析(五)司令、诗书合创之
诗书 于2009-08-01 22:24:00发表于长城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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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虎关”辨析(五)
五、访问“踞虎关”始作俑者
杨再起,男,现年78岁,坊口村民,外迁户,“踞虎关”石匾额发现者。
2008年3月9日,笔者在坊口村辗转打听到杨再起所居之处,前往探访。杨再起听罢来意,热情介绍起当年发现“踞虎关”石匾额的经过,其所述情况与当年记者采访相同。笔者请求提供线索,寻找另半块石匾额及其拥有者宋德文下落。杨再起介绍,宋德文已多年不在本村居住,不知所踪,答应尝试寻找。
时天色已暮,杨再起在院墙下扒开玉米堆,翻出“踞虎关”半块石匾额供我等观看。
一周后,笔者再次来到杨再起家中,重新拍照匾额,并询问宋德文下落,未果。
笔者在杨再起家中院落看到,半块匾额纵向断开,残匾四边有纹饰。匾高45.5CM,残宽45CM,近乎正方形。其上可见二字,左侧为“踞”字,右侧字迹已不可识别,因事先已得知情况,再结合笔画走向,猜测为“虎”字。字体高16CM,宽15CM,阳文,行书。残匾最右侧断开处,尚有第三个字一竖的笔画。匾额文字无落款。如果再根据介绍联想三字,当为“踞虎関”。由此看来,当年记者所言不虚。
笔者看罢石匾额,反复讨论,有如下困惑与考虑:
其一、此类匾额宽窄高厚虽无明确制式规定,但与其他地方发现的明代匾额相较,该匾额整体明显窄小。
其二、与明代同类匾额文字相较,该匾额文字极小,大小仅与笔者一手相当,若高悬于长城关口,其娟秀精巧有余,而雄浑力度不足。
其三、明代匾额文字书写极为规范,官方所立匾额,必然有前题、落款。倘若此处已成为“关”,应由总督、巡抚、御史、总兵等高官书写,并留下前题、落款,以名垂千秋。然该匾额竟无落款。若推理,另半块残碑亦无前题。如此,只能理解为民间所书。
其四、“踞虎”二字竟然从左至右诵读,此与现代从左至右的书写方法相同,笔者大惑之。
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学者呼吁书写方法改为从左至右。建国初期,郭沫若向毛泽东提议,改竖向书写方式为横向,将从右至左改为从左至右。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先实现横排。
因此,如果诵读为“踞虎关”,此匾额可以认定为建国后制作。若再详究,可追溯至民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此与明代隘口或明代书写习惯毫无牵连。
我国的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精华与糟粕共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分水岭,时间从1915年至1923年,实际延续到三十年代,至抗战方停止争论。
在此需要说明,清代民间在特殊状况下曾出现从左至右的书法。然而明清官方规范书法,特别是正式命名一类碑扁,尚未发现从左至右的文字。
其五、我中国自有竹简牍帛始,其书写顺序便从右而左,自上而下,数千年不改其俗。如果按照明清习惯对该匾额文字予以正确诵读,应为“关虎踞”。如此诵读则完全不通,不知其所云何物。
其六、残匾共有两字,残宽45CM。若整体匾额共有三字,匾额整体宽度应当为65CM。匾额高度与宽度比例为45:65,如此比例极不合理,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另半块石碑亦可推测为两字。若整体文字为四字,匾宽应为90CM。匾额高度与宽度比例为45:90,如此比例则甚为合理。
其七、大凡匾额一类石料,体积看似不大,然却十分沉重,除敌楼编号匾额外,份量均在一二百斤。匾额为长方形,如从高空坠落,按理应从中间断裂。若匾额为四字,于此处断开较为合理。
其八、设若匾额共有四字较为合理,以古人从右至左书写习惯,可诵读为“□关虎踞”。笔者大胆假设为“雄关虎踞”,如此则十分合理,如此则可以彻底推翻“踞虎关”之说。
横岭城北门与坊口村之间有老道南北贯通,二者相距五里。横岭城正北三里、坊口村正南二里处,便是横岭城教场。紧邻教场东侧有一相对独立的大山,海拔1145米,基本与火石岭口南北相对,名为“老虎山”,也可称为“虎山”。当地老乡盛传,山半坡处有松树的平台是教场的指挥地点。笔者现场观察,感觉合理。查《昌平州志·衙署志》:“横岭城演武场在本城北门外,今俱废”。因此,可以理解为,火石岭坐于长城之上,横岭城跨于两山之间,如虎盘踞北顾,坚不可摧。
然而目前证据不足,一切都在假设之中。因此殷切期盼怀来等有关部门能够下气力寻找到另半块匾额。
笔者以为,仅以半块残碑、一个“踞”字、单一村民诉说等理由,不顾明清文献之记载,在缺乏足够证据前提下,就此认定该处为“踞虎关”,未免仓促。况且尚有众多疑团未曾解答,不能服众。

图1、 时天色已暮,杨再起在院墙下扒开玉米棒,翻出“踞虎关”半块石匾。
图2、匾额文字极小,大小仅与笔者一手相当。
图3、明代墙子路城匾额,有前提、落款。由右至左书写,文字、尺寸均明显大于“踞虎关”匾额,由蓟辽总督杨兆题写。
图4、明代喜峰营匾额拓帖。由右至左书写,有前提、落款。文字、尺寸均明显大于“踞虎关”匾额,由蓟辽总督刘焘、蓟镇总兵官胡镇等题写。

本贴最后一次由诗书修改于2009-08-05 21: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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